星期日：费城交响乐团在北京上海两地共演出了六场，观众的反应有什么不同吗？
　　卜励德：上海观众反应的热烈远远超过北京，我想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上海观众在西方文艺欣赏上比北京观众更成熟，至少我观察到的是这样。第二，上海是第二站，虽然两地的观众都是被精心挑选的，票子也是根据单位分发的，但是因为主管演出的是江青，大家都非常紧张，甚至包括观众。而到了上海，大家都放松下来，可以放心地流露你对它的喜爱，整个气氛变得不一样了。当然两地合作的乐团不同，演奏的曲目也不一样。我记得演出中都演奏了美国国歌，还有《星条旗永不落》　进行曲是返场的保留曲目，它特别热闹，我发现上海的观众对它相当熟悉。

　　星期日：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尼克松在他的访华破冰之旅中，决定选择一个交响乐团？也就是说，为什么是古典音乐，而不是芭蕾舞团或其它艺术团体，作为美国文化的代表来访问中国？
　　卜励德：这是个好问题，我也问过我自己。我给你我个人的解释。首先，我认为中国人更崇尚集体行为，交响乐代表了最有创造性的集体艺术行为，我和这些音乐家待在一起不少时间，他们每个个体都是普通人，但当他们在一起时，能让事情变得神奇，中国人一定意识到这一点。另一个原因，中国人喜欢宏大的东西，大的建筑，大的宴会，而费城无疑是大的，130人的团体到来，规模宏大。此外，就音乐本身而言，中国的传统乐器表演是抒情和背景式的，而我和奥曼迪曾经讨论过，中国人热爱主题音乐，交响乐无疑是宏大的主题音乐。最后，我还有一个大胆的纯个人猜测，我觉得似乎在中国艺术传统中存在着一个抽象表达的空洞，我想西方古典音乐恰好填充了这个洞。今天当然你们有出色的当代抽象艺术，我只是就当时中国的艺术传统而言，我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这是我思考的结果。芭蕾和你们传统的舞蹈都不能充当这个功能。

　　外交的胜利，就是螺丝螺帽的胜利

　　星期日：费城交响乐团访华事件，在当时的美国，也是得到了很大关注，算是一个外交上很大的成功吧？
　　卜励德：当然。在那个时期，文化的语言和政治的语言是深深交织的，美国媒体对这个访问的反应非常热烈，除了《纽约时报》那位音乐评论家，他对音乐本身非常挑剔，他对《黄河协奏曲》没有写什么好话，但那不是我关心的范畴了。我的个人回忆录写好后，基辛格问我这本书写什么，我说它是写“螺丝螺帽”（nuts  　and  bolts）的胜利，外交官处理的就是螺丝螺帽这样的“细节问题”，我能够参与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是个偶然，但是，我们作为外交官处理的那些细节问题，是使美中关系得以密切的基础。

　　星期日：你认为费城交响乐团访华事件是中美关系史上最为成功的一个“文化外交”事件吗？
　　卜励德：1973年在中美外交上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当时还有首个美国游泳队，篮球队访问中国并参与培训等等，而乒乓更早，“乒乓外交”是一个象征，即中国愿意与美国接触，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那个是不可持续的，打完就打完了，作为外交官，我们当它是一个一次性的行为。游泳很重要，因为从那以后美国一直在帮助中国发展竞技游泳包括跳水等运动项目，这是一个可以一直延续的活动，相互的交流也很多。费城交响乐团访华当然也是，它很成功，但是我不会称之为“最成功”的“文化外交”事件，它无疑是最成功的之一。你知道，在1973年访华之后，费城交响乐团整整30年没有再回中国演出，直到1993年才回归，老实说我很疑惑，我想费交自己都没意识到它所含有的象征意义，他们知道自己著名，但不知道自己的著名是代表了一种特别联系的著名。

　　星期日：你在职业外交官生涯之后长期担任美国“亚洲协会”会长，致力于民间的“文化外交”，你能谈谈你对文化外交的理解吗？
　　卜励德：文化外交，换句话说就是软实力。什么决定了软实力的成功抵达？质量。质量的所有方面，内容，表现手段等等，没有质量，软实力无从谈起。
　　我这些年住在美国，我很关注中国政府在美国进行的一系列文化推广活动，我认为孔子学院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它虽然由政府全力资助，但执行经营都选择专业人士完成，政治之手比较轻。但是还有很多活动并没有赢得西方观众，比如某些大制作的电影。《卧虎藏龙》　就在西方引起了轰动，因为它具备好品质，说到底，软实力取决于“质量”。最近我还发现中国当年改变的几部芭蕾舞剧在美国有一点“复活”，如今它们脱去政治的含义，但观众看它的技巧、组合，还是觉得很不错的。

　　星期日：类似在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做中国形象广告的方式，你认为对中国的形象提升有帮助吗？
　　卜励德：大屏幕它在那儿，那个地方很好，当时揭幕那天我去了，它每天会放，我觉得“马马虎虎”吧。总而言之，说实话，我觉得除了个别的例子，很多类似的举措并没有达到它的目标人群，及预想的效果。